“孔子告仲由之强”见于《论语·述而篇》。孔子告诉弟子仲由，不能做暴虎冯河的莽撞勇者，而是要做临事而惧、好谋而成的有头脑的勇者。

显然，曾氏是服膺孔、孟、曾子的自强模式的，即从自修处求强，也就是说强大自己本身，强大内在的力量。如对一个国家而言，即增强本国的经济、军事实力。实力一旦到了相当的地步，国家自然而然就强了，用不着去今天打这个，明天打那个。如对一个人而言，即增强自身的道德、才干，埋头苦干，在事业中去获得成就，用不着去忌妒别人，打击别人。在曾氏看来，专在对付别人方面下功夫的人，不是真正的强者。因为此种做法招怨招恨，强不了多久，即便强梁到能让别人奈何不了你，也不是正道，也不值得称赞。话虽没有挑明，但曾氏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，他认为老九只是孟施舍、仲由一路的强者，而不是圣贤所认可的真正强者。

当然，曾氏的这种自强理论也并不见得就能指导一切，面临着邪恶横行、是非颠倒的时候，一味地恪守在“自修处求强”的原则，则往往会吃亏。但是，我们应当相信，邪恶横行、是非颠倒的时候毕竟不可能是长久的。所以笔者还是赞同这种“略为可久可常”的自强理论。

关于“在胜人处求强”的人，曾氏列举了几个代表人物。李斯、曹操、董卓、杨素这四个古代人物，读者都知道。近世几个则可能不一定清楚了。陆，即曾做过两江总督的陆建瀛，咸丰三年死于太平军手中。何，即陆之后的两江总督何桂清。咸丰十年，在太平军的打击下弃城逃命，后被朝廷斩首。肃，即肃顺，顾命八大臣的首领，后被慈禧杀头示众。陈，即陈孚恩，做过军机大臣、尚书，肃顺党羽，后被抄家，发配新疆。这四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为人强梁而下场都惨。

谕纪泽（同治五年十月十一日）

字谕纪泽儿：

九月二十六日接尔初九日禀，二十九、初一等日接尔十八、二十一日两禀，具悉一切。二十三如果开船，则此时应抵长沙矣。二十四之喜事，不知由湘阴舟次而往乎？抑自省城发喜轿乎？

尔读李义山诗，于情韵既有所得，则将来于六朝文人诗文，亦必易于契合。

凡大家名家之作，必有一种面貌，一种神态，与他人迥不相同。譬之书家羲、献、欧、虞、褚、李、颜、柳，一点一画，其面貌既截然不同，其神气亦全无似处。本朝张得天、何义门虽称书家，而未能尽变古人之貌。故必如刘石庵之貌异神异，乃可推为大家。诗文亦然。若非其貌其神迥绝群伦，不足以当大家之目。渠既迥绝群伦矣，而后人读之，不能辨识其貌，领取其神，是读者之见解未到，非作者之咎也。尔以后读古文古诗，惟当先认其貌，后观其神，久之自能分别蹊径。今人动指某人学某家，大抵多道听途说，扣槃扪烛之类，不足信也。君子贵于自知，不必随众口附和也。余病已大愈，尚难用心，日内当奏请开缺。近作古文二首，亦尚入理，今冬或可再作数首。

唐镜海先生没时，其世兄求作墓志，余已应允，久未动笔，并将节略失去。尔向唐家或贺世兄处（蔗农先生子，镜海丈婿也），索取行状节略寄来。罗山文集年谱未带来营，亦向易芝生先生（渠求作碑甚切）索一部付来，以便作碑，一偿夙诺。

纪鸿初六日自黄安起程，日内应可到此。余不悉。

涤生手示

◎评点：大家名作自有一种面貌神态

曾氏在这里提出一个审美标准，即艺术家要想成为大家的话，则必须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出别于他人的貌与神来。这个标准将那些模仿之技高得足以乱真的人，排斥在大家之外。当然，这个标准并非曾氏所提出，也不奇特怪异，而是被众人所一致认同。曾氏写在家信中，无非是向儿子传授这个知识罢了。但话又要说回来，作为艺术欣赏者，或者艺术领域的涉足者，有没有这个知识，也是有没有艺术素养的一个衡量之点。假若具备了这种鉴赏力，即能在众多的艺术品中看出其中的别于常态之作来，也就具备了相当高的艺术素质，堪称大鉴赏家了。

曾氏在摈弃了诸如张得天、何义门等名满一时的书法家后，独推刘石庵为大家，可见他对此人的尊崇。刘石庵即为近年来被电视剧《宰相刘罗锅》弄得人人皆知的那个刘罗锅子刘墉，他做过乾隆朝的大学士，死后谥文清。他的父亲刘统勋也做过乾隆朝的大学士，死后谥文正。父子宰相，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并不多见。